我国唐朝三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因李白、杜甫学术研究和纪念活动较多，而白居易则相对较少。所以，为集中梳理1949年以来白居易文化学术研究和纪念活动的状况，特设立本课题，以便更好地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在海外讲好中国诗人的故事，做一份贡献。

　　一、我国对白居易文化的学术研究

　　1955年，著名白居易研究专家朱金城先生，开始编撰《白居易集笺校》，历10余年完成。“文革”中不幸遭劫,“文革”结束后被劫的书稿返还，才得以修订补充,刊行于世。本书是白居易集的第一个完备的笺校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共六册。该书为《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之一种。书末有附录三:传记、序跋、白居易年谱简编。

　　选本方面,据不完全统计,约有30种之多,既有单选,也有合选。在学术界较有影响的选本是：苏仲翔选注《元白诗选》，1956年由春明出版社出版，1957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再出新版。全书分为上下卷,共选元白诗歌300首。上卷为《元稹诗选》,选诗100首。下卷为《白居易诗选》,选诗200首。该书有《导言》,分4部分:一为元稹白居易诗歌创作的现实基础。二为元白诗歌中批判现实的意义。三为元白诗歌创作的新方向新面貌。四为元白对于诗歌创作的态度及其风格异同。书后附有《元白简谱》。本书与另外一部《李杜诗选》为姊妹篇,在五六十年代曾经风靡一时,很有影响。

　　顾学颉、周汝昌选注的《白居易诗选》，196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也是一部很有价值的选本。该书为《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之一种,选诗176首,诗后有简要注释,书后附有《白居易年谱简编》。

　　王汝弼选注的《白居易选集》，198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是一本有特色的选本。选诗210首、词10首、文15篇，该书打破分体编排体制,诗、词、文皆编年排列。

　　朱金城、朱易安编撰的《白居易诗集导读》，1988年由巴蜀书社出版，为《中华要籍导读丛书》之一种。全书分为两大部分:“导读”部分全面阐述了白居易的生平事迹、思想和诗歌艺术发展的轨迹,客观地论述了白居易的政治理想和诗歌理论，以及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同时也介绍了历代白居易诗歌的流传以及研究概况。“诗选”部分精选了白居易各个时期代表诗作150余首,书后附有《白居易研究参考书目》,可供读者做进一步的研究。

　　褚斌杰主编的《白居易诗歌赏析集》，1988年由巴蜀书社出版,先为《中国古典文学赏析

　　丛书》之一种,后由巴蜀书社1996年重印,列入《名家名著赏析丛书》。本书共选收65位作者对白居易研究的文章,涵盖白居易各体诗歌63题69首。

　　此外,比较重要的选本尚有霍松林选译的《白居易诗选译》，1959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龚克昌选注的《白居易诗文选注》， 198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时宜之选注的《白居易诗歌精选》，1996年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等。

　　当代白居易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白居易的生平传记与学术评传的撰写。20世纪50年代就出版过几部白居易传记的简明读物,如范宁的《白居易》，1955年由新知识出版社出版。王拾遗的《白居易》，195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苏仲翔《白居易传论》，1955年由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是早期一部较有影响的著作。附有《白居易诗文集版本目录》。著者广泛地论述了白居易诗歌的渊源、思想内容、艺术特色,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例如讨论白居易诗歌的渊源时,认为诗经、乐府古诗、陶渊明、杜甫对白居易诗歌创作的影响最大。白诗对宋诗的影响更大,苏轼得其清新流转,杨万里得其俚俗风趣。白诗对日本平安的文学也有很大的影响。当时的诗人都读过白居易文集,在创作中就往往用白诗诗意。《和汉朝咏集》一书10卷中,引白居易诗句达138条之多。白居易的诗意和辞藻,间接给日本诗人以启发,尤为文学史家所称道。

　　新时期以来,关于白居易生平事迹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出版了几部有关白居易生平研究的著作。王拾遗《白居易传》，1983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列入《中国古代作家研究丛书》，全书共12章。著者在《后记》中说了撰写这部传记的缘由:鉴于以前他所写有关白居易研究文章,现在发现有论点失误、事迹差错、评述欠妥之处,有必要再写一部白居易传记。著者吸收了学术界的一些研究成果,融汇到书中。书前有《白居易世界观刍议》一文为代序,探讨了白居易的世界观、人生观,认为白居易思想分前后两期。前期积极乐观,“达则兼济天下”是这时期的表现。后期主要是“穷则独善其身”。该书线索分明,有利于把握白居易的人生轨迹。

　　褚斌杰《白居易评传》，198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由《导言》、《诗人的家世》、《诗人的一生》、《开明的政治思想》、《先进的文学主张》、《具有高度人民性的作品》、《作品的艺术风格》、《作品的影响》等组成。附录有二：一为《一篇长恨有风情——漫谈<长恨歌>的思想和艺术》,一为《白居易简谱》。

　　蹇长春《白居易评传》，2002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列入《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是较为厚实的一部学术评传。著者详尽考述了白居易的生平、论述了白居易前后期的思想与诗歌理论,认为白氏前期的主导思想是“激进的民本主义”,后期的主导思想是“知足保和的中庸主义”。

　　关于白居易年谱有两部。一为朱金城《白居易年谱》，198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在白居易生平事迹考订、诗文编年方面，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全书分谱文和笺证两部分。每年之下先列谱文,再列可编年的诗文。

　　王拾遗《白居易生活系年》,1981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实为白居易年谱,详细地记录了从唐代宗大历七年，到武宗会昌五年74年之间，白居易主要的生平事迹。考订了白居易生平、行事、思想、交游各个方面的情况,主要依据是诗人自己的诗歌和文章,必要时也引录一些史籍和别人的诗作。本书在编写体例上，与别的年谱有些不同,力求以适用为主,不去追求“大而全”式的年谱样式,不做面面俱到的描述。书前有《白居易世系》,后附有《白居易简要年表》。

　　白书斋、顾学颉合著《白居易家谱》，1983年由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由“家谱”、“序赞”、“今人著述”三部分组成,其中,家谱部分为其核心之所在。“家谱”全名为《乐天后裔白氏家谱》,以白居易为始祖,共记乐天后裔53代。此《家谱》为白居易52代孙白书斋于1980年捐献。《家谱》原附无名氏撰《白氏先人年事实录》及白居易《履道里第宅记》、《太原白氏家状二道》诸文。序赞部分主要指的是明、清两朝的六篇序、赞文章。今人著述部分包括:顾学颉《白居易行实系年》、《后记》,白书斋《向读者敬献千年古谱》,纪流《拾宝记》。家谱的学术价值,为一重大文物发现。

　　其他白居易生平研究著作，尚有朱金城《白居易研究》一书，1987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列入《唐代文学研究丛书》。本书是著者在笺校《白居易集》的过程中,陆续写出的研究、考证白居易生平和作品的论文结集,共收录14篇论文。《白居易交游考》、《白居易交游续考》、《白居易交游三考》3篇为全书重点。著者根据白居易诗文所提供的第一手材料,对诗人生平交游作了比较系统的考订,凡涉及83人,包括诗人的女儿、兄弟、挚友元稹、刘禹锡以及一般的交游人物等。

　　对白居易文学作品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重头戏,投入了较多的力量,也取得了很丰硕的成果。王拾遗《白居易研究》,1954年由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列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刊》。对白居易的写作,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阐发了白居易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和通俗浅切的艺术特色。认为诗人的创作主张和艺术实践是相一致的，白居易诗歌之所以能够广为流传,除了通俗易懂外,音韵性强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白居易的《长恨歌》一诗,为诗人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诗人平生也一直引以为豪。新时期即出版了三部研究《长恨歌》的专著,这在古典文学研究史上是罕见的。周天《<长恨歌>笺说稿》,1983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列入《中国古代作家研究丛书》。由《说<长恨歌>》、《再说<长恨歌>》、《三说<长恨歌>》组成。

　　靳极苍《<长恨歌>及同题材诗详解》,1989年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2001年山西古籍出版社修订再版,该书共收录了唐代47位诗人的相关诗歌114首,并大体按时间先后排列。著者不满于某些古籍的笺注方式,试图探索一种新的解说途径,这种探索,对普及古典文学知识是有益的。

　　周相录《<长恨歌>研究》,2003年由巴蜀书社出版，共分7章，即《长恨歌》研究的历史回顾、《长恨歌》与《长恨传》、白居易与《长恨歌》、《长恨歌》的主题、《长恨歌》的艺术、《长恨歌》的影响、《长恨歌》细读等,首次对《长恨歌》相关问题进行了全面研究。

　　谢思炜《白居易集综论》,199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列入《唐研究基金会丛书》。集中探讨了白集的版本源流,探讨了白氏家世中的7个问题,包括白氏祖先世系、父母的婚姻以及对他的影响、白居易早年的恋爱经历等,认为这些对白居易思想性格的形成都有影响。

　　白居易一生与佛教关系密切,佛教不仅影响到了白居易的思想性格,而且还对他的诗歌创作也很有影响。张弘《白居易与佛禅》,2001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列入《名人与佛禅丛书》。著者认为,在思想上,白居易与中国多数传统士大夫一样,奉行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原则。但是,他与别人不同的是,在“达”的时候仍能“独善”,而在“穷”的时候也能想到“兼济”。这样,白居易就比一般士大夫的心态更沉稳、更平和,因而也就更有韧劲。在宗教信仰上,白居易是儒释道三教皆奉,但他与佛教更为亲近。他的信佛从不分什么门派,他师从的佛教大师有属于密宗的、禅宗洪州的、牛头宗的、华严宗的、净土宗的,等等。他学佛教并不把佛教思想写成理论著作,而是把它融化在诗歌的情感中。白居易现存诗歌约有400多首和佛教有关。正是由于信佛虔诚,白居易才能在世间与出世间自由如常,他不是把庙堂与山林对立起来,也不是把二者统一起来,而是采用大乘中道思维方式,把二者都超越,非此非彼。这样,白居易就比一般崇佛文人要高出一筹。同时,白居易的佛教信仰对他的诗歌创作影响极大,他在诗歌中表达的对上层权贵的轻蔑,对仕宦的冷漠,对传统价值观的鄙视,对超越世俗境界的向往,都是从佛教中吸取的。

　　在中唐诗坛上,元稹与白居易齐名,并称“元白”,故学界在研究白居易的时候,也一并将元稹进行研究,元白研究著作也出版了几部。最早将元白放在一起研究的是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198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全书由6章组成,分别笺证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新乐府》与元稹《连昌宫词》、艳诗以及悼亡诗、古题乐府。他以元稹的《琵琶歌》和白居易的《琵琶行》相比较,考订《琵琶歌》作于元和五年，而《琵琶行》作于元和十一年,二者同一性质题目,可以相互比较。元稹在前,白居易在后,比较分析可见二者的因袭变革与异同,这种方法很有借鉴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著者在书中运用的诗史互证研究方法,对后来的文学研究影响极大。

　　刘维治《元白研究》,1999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著者指出元稹的新乐府诗歌创作和诗论，为白居易提供了借鉴和基础。没有这个借鉴和基础,白居易就不会有当时那样大的成绩。没有白居易的发扬光大,元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不会像现在这样的重要。通过元白二人在政治思想、诗歌创作方面异同的比较,可以看到作家相互的支持、谅解和借鉴，对促进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是多么的重要。

　　马铭浩《唐代社会与元白集团关系之研究》,1991年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该书研究了唐代社会与元白文学集团之间的关系，讽谕文学和闲适文学是元白文学集团创作的主流。从组成人物上来说,元白文学集团不光是一个文人集团,还是一个政治家集团,这两方面的角色同时存在,并且相互影响，促进了元和诗风的形成和流传,促成了唐传奇的兴起,延续了社会诗的传统,推动了新的文学运动。这部论著将元稹、白居易作为一个文学集团来整体研究,视角新颖独到。

　　2007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元白诗派研究》，著者陈才智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了元白诗派:绪论、《主客图》与元白诗派的成立、《主客图》白派弟子群相之一、元白诗派的新乐府诗、元白诗派的元和体诗、《主客图》白派弟子群相之二、元白诗派与元白体、《主客图》白派弟子群相之三、元白诗与长庆体、附表等。这是近年研究元白诗派的重要著作。

　　陈友琴编撰的《白居易资料汇编》,199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非常有参考价值。本书原名《白居易诗评述汇编》,1958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资料丛刊》第一种。后由中华书局1962年重印,易名《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全书从中唐到清末大约200种著作中,辑出900多条有关白居易诗歌的评论的资料,依评论者时代先后排列,分唐五代、宋金、元代、明代、清代。另有补遗18人论著27篇,书后附有《白居易本人关于论诗的意见》,从白居易诗文中收集而成。每种资料后面都注明出处,便于读者翻检。本书在收集资料时,不仅辑录关于白居易积极性的一面,还辑录了许多人对白居易学道、学佛等唯心主义消极因素的看法。

　　白居易文化研究存在的问题是，白居易在唐代文学家中，是公认的仅次于李白、杜甫的大作家,现存的作品也是唐代诗人中最多的一位,可是学术界对他的研究,就成果来说,却远远不如李、杜研究的丰厚。其主要原因是，全国没有一个白居易研究的权威组织、没有一个被公认的研究刊物,白居易研究一直处于一种“游击战”的状况,缺乏统一的部署和规划。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里，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唐宋文学方向段的博士研究生,选择白居易研究做学位论文的也不多。其实,从上面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有关白居易的基础研究,学术界已经做得很好了,有了丰厚的积累。全集的整理、年谱的撰写、生平行事的考证、资料的汇编,甚至海外研究动向的介绍,工作都很全面细致。现在需要的是从多角度多视野出发,对白居易进行综合研究,比如从文化、民俗、传播、接受的角度出发研究白居易诗歌。现在已经到了改变白居易研究冷落局面的时候,而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学术界同仁的共同参与,尤其需要年轻学人的参与，更需要电影、电视和新媒体将这些成果加以传播，尤其是在海外讲好中国的故事。

　　二、海外对白居易文化的学术研究

　　海外对白居易文化的学术研究，以日本、韩国为代表，可以看到一些富有深度的成果，其他国家则零零散散，未形成学术研究阵容。

　　日本学术界向来对白居易的诗歌感兴趣,曾发表过不少研究著述,这对我们从事白居易研究极为有用。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马歌东教授，将8篇日本研究白居易的论文翻译成中文,取名《日本白居易研究论文选》,1995年由三秦出版社出版。本书翻译者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日本汉诗溯源比较研究,曾到日本高校执教多年,精通日语,熟悉日本汉学界的情况。本书所翻译日本学者研究白居易的论文分别是:花房英树《白俗论考》、平冈武夫《白居易和他的妻子》、布目潮沣《白乐天的官吏生活》、筱原寿雄《白居易的文学和佛教》、松浦友久《试论中国诗歌的讽喻性》、川合康三《关于<长恨歌>》、泽崎久和《关于白居易诗中的“自问”》、前川幸雄《智慧的技巧的文学——关于元白唱和诗的诸种形式》。这些论文可以使我们了解日本学界白居易研究的一些动态。书前有译者的《白居易研究在日本》一文作为代序,介绍了日本战后白居易研究的现状。书后附有8篇论文作者的简介,可资参考。

　　日本白居易研究中最大的成果，是校勘《白氏文集》工作的进展。进行此工作的主要学者是平冈武夫、花房英树、小尾郊一、太田次男等人。研究中心是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1945年9月，东方文化研究所经学文学研究室，开始了《白氏文集》的共同研究。其领导是研究室主任吉川幸次郎和《白氏文集》研究会的主席神田喜一郎。后来，平冈武夫做古典校订班和资料索引编辑的班长。花了15年时间，校勘工作结束，出版了《白氏文集》三册。

　　关于白居易诗歌的研究，日本有铃木虎雄所著《白乐天诗解》、神田喜一郎著《读白乐天诗记》。关于白居易讽谕诗的研究，集中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此现象与该时期日本战败有关，尤其是五十年代前半期的研究，更有一种明显的倾向，把白居易的讽谕诗，看作是揭露和讽刺腐败社会现象的诗歌给予赞美。花房英树撰写的《白居易的文学》一文，认为白居易为了克服当时的社会危机，追求“经”的思想，在《诗经》的传统快灭绝的情况下，志愿复兴“诗道”。

　　竹治贞夫所写《风雅传统与白诗》一文，对于白居易的新乐府给了最高的赞赏，认为其特点在于对民间疾苦的深刻同情，由于他创作这些诗歌，《诗经》的风雅传统大大地复兴了。

　　桑原武夫在《新唐诗选续编》一书里说，白乐天讽谕诗是人类的瑰宝。社会党党魁、并做过总理大臣的片山哲，写了《白乐天——大众诗人》一书，赞扬白居易的讽谕诗。

　　五十年代后半期，日本出现比以前冷静而客观的文章。田中克己在《白居易及其时代》一文中，指出白居易对讽谕诗倾注热情的时间很短，而且他的诗中没有提起宦官的专横、牛李党争等当时最重要的问题。

　　近藤春雄在《关于白乐天的讽谕诗》一文中，强调讽谕诗与白居易担任左拾遗的官职，有很密切的关系，它不但是白居易兼济之志的表现，并且是渴望立功的表现。

　　堤留吉的《白乐天的文学理论及其主张》一书，论述杜甫诗歌是出于悲惨的境遇而表达得很严肃，白居易的讽谕诗是出于作为谏官的使命感，而不大现实。

　　平冈武夫在《百炼镜——白氏文集札记一》、《论白居易的新乐府》、《二王之后——读白氏文集一》等文章，认为白居易的讽谕诗是汉字国家的文化结晶。

　　赤井益久在《中唐诗坛讽谕的系谱》一文中，探讨了白居易创作讽谕诗的背景，认为白诗的主题更广泛、富于艺术性，开拓了讽谕诗的新境界。

　　寺门日出男在《论白居易的新乐府》一文中，指出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不但是为了批评社会腐败而创作，同时也希望超过从六朝到唐代流行的闺怨诗的艺术水平。

　　关于《长恨歌》、《琵琶行》的研究。《长恨歌》研究中最大的问题，是这首长诗的主题。日本学者大都认为其基本主题是对爱情的赞美。铃木虎雄在《白乐天诗解》一书里指出：“长恨歌叙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情事。不可相信它有‘惩尤物、诲淫’等的用意。如有，是失败的。”吉川幸次郎在《新唐诗选续编》认为，它是根据对两人爱情的深刻同情而创作的。近藤春雄在《论长恨歌》一文说，它吟咏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世界，其主题是玄宗思慕贵妃而悲伤逝世的长恨。

　　关于《长恨歌》的结句“此恨绵绵无尽期”的解释，原田种成在《长恨歌的结句》一文中，把“此恨”解释为“贵妃在马嵬死于非命，两人不得不彷徨于不同的世界”，表明了玄宗的悲哀。铃木修次在《长恨歌的“此恨”》一文提出他的意见，作者举白乐天及唐五代的用例而说，“恨”的意思很广，可理解为“恋情”意思。藤野岩友在《长恨歌的终章和乐天的意图》一文说，“恨”是玄宗对贵妃的不尽思念。

　　加纳喜光在《关于连理比翼的主题》一文中，举《长恨歌》结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连理”“比翼”，论述它都是男女在现实世界不能结合、死后在彼岸结合的象征，也是王德教化极盛的瑞祥。

　　松浦友久在《诗语的“怨”和“恨”——以闺怨诗为中心》一文中，深入探讨了“怨”与“恨”的意义差异。作者指出，主观上有可能解决困难、却没能解决的情况，产生“怨”的感情，悲叹不可能解决困难的情况，即产生“恨”的感情。论述贵妃逝世此事，以皇帝的权力也是无可奈何，所以不应该是《长怨歌》，而应该是《长恨歌》。

　　入谷仙介在《唐诗名作选》中，提供了《长恨歌》的详细说明。作者认为，《长恨歌》是纯粹的爱恋悲剧。

　　柳濑喜代志在《长恨歌传考证》一文中指出，《传》有明确的意思，叙述因君主迷恋女色而引起的政治混乱，他认为《长恨歌传》的创作目的，与以爱情为主题的《长恨歌》根本不同。

　　对《长恨歌序》的研究，近藤春雄在《关于长恨歌的序》、太田次男在《关于长恨歌序的出现》，都是探讨日本留下来的《长恨歌序》的文章。这些文章认为，《长恨歌序》是日本人作的，其作者最早是镰仓时代中期的人。

　　因《琵琶行》没有《长恨歌》那样流行，所以关于《琵琶行》的研究比较少。在日本主要进行此项研究的是近藤春雄。他在《谈琵琶行》一文中说，《琵琶行》流露出的被遗弃倡女的悲哀，则是被贬谪的白居易的悲哀。他在《白乐天在我国》一文中说，因为《琵琶行》是吟咏零落的倡女来申诉自己不遇的诗歌，所以不能像《长恨歌》那样引起人们的同情。近藤春雄关于《长恨歌》、《琵琶行》的研究，后来编为《长恨歌·琵琶行的研究》一书。

　　星川清隆《白乐天的琵琶行和元微之的琵琶歌》一文，探讨了《琵琶行》的文学性特色，而对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的看法提出不同的意见。作者说，白诗对人生的咏叹和弹琵琶的艺术美浑然成为一体，此一点白诗胜于元诗。两人诗歌都是继承古乐府传统而写作的，所以两篇有很相似的地方。

　　西村富美子在《关于白居易的闲适诗》一文中说，白居易提出闲适诗的分类，而主张闲适诗的意义，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划时期的大事。

　　管野礼行在《白居易诗中的慵和拙》一文中认为，闲适诗中频繁出现的“慵”字很值得注意，此“慵”不是单纯的不满和怠惰的表现，而是愿意不拘富贵荣达生活下去的表现;白居易写作讽谕诗以前，他已有写作闲适诗的愿望，倾注于讽谕诗创作时，也写作与讽谕诗正相反的闲适诗。白居易用“慵”、“拙”这两个词，不但是受陶渊明的影响，而且是对嵇康的生活态度共鸣的结果。

　　川合康三在《来到长安的白居易——喧骚和闲适》一文中，探讨白居易在长安的喧闹中，如何克服他的孤独感的问题，作者指出，白居易寻求闲适的快乐而克服孤独感;白居易的闲适，是在获得一定的名利后才有可能的。

　　下定雅弘在《白居易的闲适诗——其理论和变化》一文中指出，“帝都名利场”、“知足安分”等是构成白居易闲适诗的几个观念。白居易在杭州时写的古体诗里，根本没有讽谕诗，闲适诗却支配了主导地位。讽谕诗、闲适诗这对概念，是基于兼济和独善之间思想矛盾而形成的概念。

　　平冈武夫在《白氏文集的成书》一文中，指出讽谕诗是立足于为了表现天下的世界观，是白居易做为文官的自负与使命感而咏出来的诗歌。但是从他被贬到江州后、到任杭州刺史的这一段时期，他主要关心佛教思想，使他的文学比以前更有深度。

　　日本对白居易诗文的译注，主要有：佐久节《白乐天全诗集》，翻译了全诗。铃木虎雄的《白乐天诗解》，有很详细的译注。高木正一的《白居易》，上篇翻译了《新乐府》50篇，下篇是《秦中吟》、闲适诗、感伤诗和律诗的选译。青木正儿《中华饮酒诗选》，翻译了白居易诗中有关饮酒的诗约30首。田中克己《白乐天》一书，按着创作年代顺次译出了160多首。森亮《白居易诗抄》翻译了70首，重点在闲适诗。内田泉之助《白氏文集》翻译了诗歌约100首。武部利男《白乐天诗集》翻译了120首。西村富美子《白乐天》一书，选择日本人爱好的诗歌88首，而提供了很详细的解说。

　　白居易对日本为什么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日本学者武田信昭认为，中国文化积淀深厚，博大精深，对亚洲的日本、朝鲜、越南等邻邦国家影响巨大而深远，其中日本所受影响最深。自奈良时代开始，随着大量遣唐使的派遣，文化的交流日益加深。日本历史上第一部较为完备的史书《日本书纪》，从体例到语言都受《汉书》的影响，公元751年《怀风藻》的问世，标志着日本文人诗歌创作的肇始，这也是现存最早的汉诗集。日本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万叶集》，明显地受到《诗经》和《昭明文选》的影响。在日本文学史上，甚至还出现过汉诗文几乎压倒日本传统文学的时期，人们称之为“国风黑暗时代”。直到朝廷接受菅原道直的建议，废止遣唐使，对外采取封闭策略，日本的传统文学才得以发展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在影响后世文化深远的平安文学中，对日本汉文学乃至日本古代文学影响最大的中国诗人，无疑首推白居易。

　　白居易的作品传入日本的时间，最早见于《日本文德天皇实录》记载，承和五年(838年)，由太宰少贰藤原岳守从唐商人带来的物品中，挑出《元白诗笺》呈现给仁明天皇。随后，遣唐使陆续带回了更多的作品。其诗一经传入，迅速流传开来，深受当时日本文人的喜爱。据记载，当时传到日本的有《白氏文集》(70卷)、《白氏长庆集》(29卷)。根据日本学者金子彦二郎著《平安时代文学与白氏文集》统计，在平安文士大江维时编辑的《千载佳句》中，共收中日诗人诗歌1110首，白居易一人之作品即占了535首，几乎占半数。另据川口久雄统计，在藤原公任编纂的诗集《和汉朗咏集》中，共收录588首诗，其中白居易的诗就达139首之多。

　　当时在日本凡谈及汉诗文者，言必称《文选》和《白氏长庆集》。据《江谈抄》记述，当时和白居易同时代的日本五十二代嵯峨天皇，对《白氏文集》最是钟爱，相传他在最先得到白氏文集时曾秘藏偷读，视为珍宝。后来他要考验臣子有没有学问，就故意把白居易的诗念错，考考这个臣子熟不熟悉白居易的诗句，若是熟悉，就代表这个臣子很有水平。一次嵯峨天皇在召见臣下小野篁时，赋汉诗曰：“闭阁惟闻朝暮鼓，登楼遥望往来船。”小野篁奏曰：“圣作甚佳，惟‘遥’改‘空’更妙也。”天皇感慨道：“此乃白乐天句，‘遥’本作‘空’，仅使卿耳，卿之诗思已同乐天矣。”可见小野篁对白诗的熟记，已达到背诵如流的程度，因此他也有“日本白乐天”之称。

　　平安时代的汉学世家菅原、大江两家也都是长庆集的崇拜者。据统计，菅原道真在《菅家文草》中引用、化用《白氏文集》达500多首诗，80多次，并有所创新和发展。平安朝廷还专门开设《白氏文集》讲座，由大江维时给醍醐天皇、村上天皇侍读，此后数代天皇都参加了这个讲座。并多次举办御前诗会，围绕白居易诗取题唱和。《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作为皇后的女官，也曾给皇后讲授《白氏文集》。在这一时期问世的《枕草子》、《源氏物语》等作品中，处处可见对白诗的活用。据丸山清子著《源氏物语与白氏文集》统计，《源氏物语》中引用中国古典文学典籍185处，其中白居易诗达106处之多。

　　唐代最重要的诗人，首称李白、杜甫，白居易排在其后。为何在日本，白居易的影响却是最大的呢?日本学者认为，白居易之所以风靡日本，主要基于以下三个原因：

　　一、白诗数量丰富，取材范围广泛，便于学习和借鉴。白居易活了75岁，共创作了三千多首诗作，保留很好，在《全唐诗》中共编为三十九卷，是唐代诗人中保存诗歌最多的。另外，由于白居易的经历十分丰富，其诗歌取材范围更是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时的日本平安文坛崇尚汉诗文，文人聚会，以会吟诵汉诗文为本事与才华。对大部分初学汉诗的人而言，在没有任何参照的情况下，凭空是作不出好诗来的，所以这就需要一种范例或辞典，以供借鉴模仿。大江维时编辑的《千载佳句》，就是应当时的这种需求而产生的一种参考书。由于白居易写作题材范围十分广泛，因而他自然成为收录诗作最多的诗人，其丰富的作品，也自然成为当时文人学习诗歌创作的首选范本。

　　二、白居易的诗歌大量吸收民间语言，具有很强的通俗性、现实性和平民性，容易学习。

　　日本当时虽说风行汉诗文，但毕竟汉语是一种外语，在理解上是有一定难度的。能达到李白、杜甫这样水平的中国诗人又能有几个，何况是日本人?李白、杜甫等人的诗，对他们而言难度太大，肯定学不来，只有白居易的诗，符合了既能够读懂、且能照搬摹仿的条件，因而深受日本平安时代文人的喜爱。

　　三、白诗中体现出的“闲适”、“感伤”的审美情趣和佛道思想，符合了日本平安时代的文化背景，容易引起文人的共鸣。白居易生活在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时代，统一强盛的大唐迅速衰落，出现大大小小的割据军阀。这和平安时代天皇威权旁落，各地武家政权兴起的社会现实十分类似。由于平安末期王朝贵族从兴盛走向衰亡，平素沉溺于荣华的上层贵族产生了失落感，深感人世之无常，平素不满于现状的中下层贵族更加厌世，祈求来世的极乐世界，这使他们对白居易诗歌中的老庄享受现世的逍遥观念，和佛家追求来世的解脱思想，引起了深深的共鸣，纷纷效仿白居易的寄情诗酒、放纵自娱，以求得心理的寄托和慰籍。平安时代的《源氏物语》、《枕草子》、《伊势物语》、《和泉式部日记》等作品中，都清晰地反映了当时公卿贵族的这种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 正是上述原因，使白居易文化在日本的影响力，至今不衰。

　　白居易在韩国的知名度以及对他的评价，远不如李白、杜甫、苏东坡。高丽李氏王朝的朝鲜文人们，对白居易的态度与对李、杜、苏的态度不同，并未尊他为学诗的规范，而是将他的诗作看成“闲居览阅”的对象，作为乐天忘忧的手段。

　　他们认为白居易诗的主要内容，是以轻淡笔触描写其日常生活的闲适情趣，文字平易通俗。正是由于这一特色，白诗未被韩国古代文人们尊为学诗的对象，只是作为可以轻松获得心灵平静以得闲适之乐的材料，而被广泛诵读。

　　在日本统治韩国的35年间，韩国优秀的传统汉学已经衰退。二战结束以后，韩国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主要是与在大学设置中文学科同时开始。但上个世纪50～60年代，全国大学中设置中文学科方面，索瓦鲁大学、成均馆大学与外国语大学3所大学中，中国文学的研究人员不足。因而，50～60年代20年间，无论从量的方面，还是从质的方面，韩国的白居易研究，还只能说处于萌芽期。

　　从现存资料看，最初的关于白居易论文有金童燮《白乐天研究——讽谕诗一瞥》，其后有曹佐镐《白乐天研究——以诗禅一致的先驱作用为中心》、以及李炳汉《李白、杜甫、白居易三家诗论——以杨太真为中心》等文章。

　　进入60年代，金得洙发表《白居易研究》和《长恨歌研究》、丁耒东发表《白乐天诗的社会性》、场森发表《白乐天及其诗》。虽然只是达到初步的研究水准，但立足于白居易的传记、思想、诗歌理论及其诗歌，因而堪称当代意义的白居易研究先驱者。而且，值得一提的是，金洙映编著的《白乐天、苏东坡》，作为《东洋历代伟人传记选集》(第六册)，在1968年出版，它作为白居易的一种评传，具有面向一般大众读者的特点。

　　1972年以后，高丽大学、檀国大学、淑明女子大学、延世大学、全南大学、岭南大学都设置了中文学科，为白居易研究带来了活跃气氛。

　　进入80年代，许多韩国大学纷纷设置中文学科，研究白居易的文章数量增加，研究范围扩大。主要文章有：李根孝的《以诗歌为中心的白居易研究》、金在乘的《白居易诗论考》和《唐代新乐府运动小考》、申英爱的《白居易新乐分类及其内容》、林孝燮的《白居易新乐府现实主义特征的研究》，都是将白居易的讽谕诗论、社会诗论作为研究对象。

　　在研究白居易诗的社会性方面，主要文章有：金在乘的《白乐天诗研究——以闲适诗为中心》、《白居易格诗考》、姜昌洙的《白居易饮酒诗小考——以“劝酒”十四为中心》、郑相赫的《白居易闲适诗研究》、安天洙的《白居易贬谪江州途中诗研究》等，扩大了对白居易诗文的关心领域与研究范围。

　　张基槿翻译的白居易的诗集《白乐天》，根据白诗内容，将白诗分为六类：(一)纤细的感觉。(二)仁慈的诗人。(三)古讽谕诗。(四)新乐府讽谕。(五)感伤的杰作。(六)闲适与通达。对102首诗加以注释、解说。释智览翻译的《长恨歌》，对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及《白发歌》等11首诗翻译作注，译者是韩国僧侣。白居易诗的韩国语翻译，还有沈禺俊对185首白诗的翻译、注释。

　　关于白居易的思想研究，金得洙的《白居易研究》，介绍了白居易生平与人生观，指出白居易具有多情善感的诗人性格，其处世原则是以杀身成仁之道为根本，追求明哲保身之道，而又待时而动。张基槿在《白乐天》一书中，分儒家思想、道家与道教、佛教思想、乐天与解脱4个方面，对白居易思想轨迹作了叙述。

　　金洙映在《白乐天、苏东坡》一书中，分10项内容对白居易加以论述：一是生平，二是初进官场，三是期待，四是《长恨歌》，五是左迁，六是召还，七是仕官，八是身边，九是致仕，十是白乐天与元稹。金在乘在《白乐天诗研究》一文中，介绍了白居易家系，以编年体记述其生涯。

　　俞炳礼的《白居易的“仕”与“隐”意识》一文，考察了白居易出仕目的和“仕”与“隐”之间的纠葛，以及克服方法 。指出白居易出仕目的，是靠俸禄解决衣食，同时为了实现兼济天下的理想。进而指出，由于“仕”与“隐”不可兼得而各有欠缺，在仕与隐岐路前，白居易选择“中隐”。这种选择结果，使其衣食得以解决，悠悠自适生活，自由生活得以保障。这“中隐”生活，是白居易由“仕”的挫折与忧患，派生出来的不得不作出的选择。

　　三、全国各地白居易文化景区建设和纪念活动开展情况

　　河南洛阳是白居易晚年终老之地，他去世后，安葬于此。白居易墓，又称“白园”，坐落在洛阳市城南13公里处的龙门东山的琵琶峰上，是一座依山傍水、秀色宜人的小巧园林，白园占地44亩，分为青谷、墓体、诗廊三区，是根据诗人性格、唐代风采和自然山貌而设计建造的纪念性园林建筑。白居易墓前立有高大石碑3块，其中1块上刻“唐少傅白公墓”6个字。登高望墓，形似琵琶，白墓所在之丘为“琴箱”，其东南是长长的芳草墓道，四周围草地中央，三根“琴弦”清晰可见。

　　白园对面即是龙门石窟世界文化遗产，1961年，国务院公布白居易墓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洛阳市政府拨款110万元重修白园，1985年建成开放。

　　白居易号“香山居士”，埋葬此地，既符合诗人生前的心愿，又暗合了其传世名作《琵琶行》的意蕴。诗人生前喜欢洛阳龙门风光，特意嘱咐后代将他葬在这里，好在死后也能静静欣赏伊阙胜景。白居易在官场中浸淫多年，日益认识到官场的黑暗。到了晚年，诗人仕途灰暗，所以不希望后代再步自己的后尘。于是，诗人留下遗嘱：从今往后，后代再不要做官，不要在官场空耗生命。为此，他还研究了风水学，故意舍弃洛阳北邙那人人向往的风水宝地，而将自己的墓址，选在前面陡峭、下临阔水的绝地之上的琵琶峰巅，其目的是断了自家后代的官气，以追求人生的乐天达观、闲适自在。

　　白居易所钟爱的香山寺，位于龙门东山山腰，其建筑古朴浑厚，掩映于苍松翠柏之中，与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西山窟区一衣带水，隔河相望，与龙门石窟东山窟区和白园一脉相连，并肩邻立。该寺始建于北魏熙平元年(公元516年)，距今1400多年。唐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梁王武三思奏请武则天予以重修，正式命名为“香山寺”。当时的香山寺“危楼切汉，飞阁凌霄，石像七龛，浮图八角”。 唐大和六年(公元832年)，河南尹白居易捐资六七十万贯，重修香山寺，并撰《修香山寺记》，寺名大振，这篇文章开篇第一句，即是对香山寺的推崇：“洛都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龙门十寺，观游之胜，香山首焉”。白居易还把自己在洛阳12年所写的八百首诗，编为十卷，取名《白氏洛中集》，放在香山寺藏经堂内。白居易曾常住寺内，自号“香山居士”，和胡果、吉皎、郑据、刘真、卢负、张浑、李元爽、僧如满等结为“香山九老公”。唐会昌六年(公元846年)，白居易病逝旧居履道里，家人遵嘱将其葬于香山寺北、如满大师塔之侧。

　　香山寺宋金时期犹存，元末废弃，清康熙年间重修，乾隆皇帝曾巡幸香山寺，称颂“龙门凡十寺，第一数香山”。清末民国初年，香山寺又渐荒芜，1936年香山寺进行重新修建后，为蒋介石庆祝五十寿辰而在寺内建一幢两层小楼。蒋介石和宋美龄多次在此避暑，这幢小楼位于香山寺内东南侧，被称为“蒋宋别墅”。解放后，香山寺又进行了多次修葺，如今，为了实施“旅游强市”战略，拓展龙门石窟景区的观光项目，丰富香山寺的文化内涵，洛阳市委、市政府及龙门石窟管理局，依据《龙门石窟区规划》和《洛阳市龙门石窟保护管理条例》，投资600万元，于2003年上半年完成了对香山寺的改造。这也是香山寺历史上的第五次修复，新香山寺借鉴唐代风格，对蒋宋楼、乾隆御碑亭、衣钵塔等作为历史文物予以修缮、保护。在原址上新建了钟楼、鼓楼、大雄宝殿，整修了天王殿、罗汉殿、步游道等。

　　白居易一生在洛阳写下了800首歌颂、赞美洛阳的诗篇，他的故居就在洛城东南履道里。他任杭州、苏州太守时，对江南的建筑艺术情有独钟，离任时带回天竺石、太湖石、西湖白莲等江南特产，对其宅园进行精心布置，使他的履道里故宅融南北风格为一体，独具特色。

　　1992年10月至1993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白居易这一故居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在这里出土的石经幢残碑，为六面体碑，其中有“开国男白居易造此佛顶尊胜”等文字，落款时间为“唐大和九年”。据专家考证，该碑为白居易手迹。现已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

　　在白居易故居出土的辟雍瓷砚，砚台整体呈圆形，砚堂平坦凸起，周边贮水凹一周。槽外一侧附有两个杯状，筒砚底部有21个兽蹄状足。端庄大气，用赏兼得，实属珍贵文物。

　　对白居易的故居遗址的发掘，为人们打开了思路。它的发掘证明了白居易的诗篇中，对自己宅园的记载是完全正确的。这也说明《唐两京城坊考》、《地理志》中的宰相裴度在集贤里的湖园,司马光在尊贤里的独乐园……等名人的宅园在坊里位置的记载也是正确的,对于名人宅园挖掘保护的意义很大,有很高的文化价值,这又为唐宋故城遗址保护提供了物质基础。

　　履道里为首个开发区域和主要的研究点,白居易留下的无数脍炙人口的佳作，是研究当时生活环境的重要参考,其中洛阳的宅园就是由他亲手建造并写成《池上篇》并序的。作为履道里保护性规划的第一步，首先是把白居易故居遗址保护起来,其次要在遗址附近恢复《池上篇》并序中描写的宅园,使人们在参观完遗址后，对园林有完整的认识。作为保护性规划设计,坊里内其他地方主要以园林绿化为主,总体上应围绕白居易的生平、诗文做成一个白居易主题公园,以强化白居易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作用。

　　为此，1992年，洛阳市政府、洛阳市计划委员会分别下发文件，同意在此基础上修建白居易故居纪念馆。纪念馆规划占地80亩，整个布局按唐代东都的“田”字形里坊街道兴建，馆内有白居易故居、白居易纪念馆、乐天园、白居易学术中心、唐文化游乐园、仿唐商业街等建筑。白居易故居北半部为住宅区，南半部主要为园林和湖泊，整个布局力求再现原貌。

　　规划的白居易纪念馆内，有诗人白居易的塑像，并陈列他的生平事迹、文献资料及有关字画、壁画等，是凭吊诗人的主要场所。乐天园是根据白居易的《琵琶行》等名作之意造的园林。白居易学术中心则是为国内外专家、学者提供研究和活动的场所。唐文化游乐园按照唐代的风俗设立了马球场、乘骑场等娱乐设施。仿唐商业街则为游人提供了购物方面的各种服务。

　　为纪念诗人，2005年白居易诗歌国际研讨会，在龙门香山脚下开幕，30多位海内外研究白居易和唐代文学的专家、学者，聚集洛阳。该研讨会由洛阳龙门石窟研究院、洛阳市文学艺术研究会、洛阳白居易研究会等单位联手举办。2009年1月，白园设计者王铎，在洛阳白居易研究会年会上，提出每年清明节在白园公祭白居易的倡议，得到洛阳市委、市政府的支持。2009年白居易清明公祭典礼，在白居易墓前举行，该活动由洛阳龙门管委会和洛阳白居易研究会共同举办。

　　河南郑州的新郑市，是白居易的故里，据《白香山年谱》记载：其祖先太原人，祖父白鍠作过酸枣(今延津县北)和巩县县令，后徙居新郑东郭宅。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正月二十日，白居易降生于东郭宅，在新郑度过了童年。德宗建中三年(782年)，因朱泚、李希烈作乱，他被迫离开新郑，时年10岁。

　　为进一步挖掘白居易文化资源，新郑市于2012年启动了白居易故里文化园项目的立项、规划工作。故里文化园位于轩辕大道南侧、乐天大道西侧，白氏后人多聚居于附近，在辛店镇，现在还保存有白居易祖父白鍠墓、乐天祠等与白居易密切相关的文物遗存。文化园以白居易纪念馆、白居易故居、乐天广场，及展示白居易生平和其文学作品的景观小品等为主要建设内容，集观光游览、朝拜纪念、文化体验、修学休闲等功能为一体。文化园规划面积150余亩，一期工程投资2690万元，为此新郑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努力将文化园建设成为白居易及其诗歌文化成就瞻仰性家园、白居易文化缅怀朝拜圣地和国家AAA级旅游景区。

　　新郑市白居易故里文化园规划图

　　在浙江省杭州市的西湖之畔，有白居易、苏东坡的“白苏二公祠”，占地面积2100平方米，建筑面积700平方米。在杭州水利历史上，白居易和苏东坡对西湖疏浚贡献很大。为了纪念他们的功绩，清朝嘉庆三年(1798年)，在大学士阮公的提议下，在孤山南麓建造了“白苏二公祠”。道光十五年(1835年)重修。

　　近几年为发展西湖景区，新建的二公祠分前后两个殿堂，岳庙文保所保存的17块与“白苏二公祠”相关的石碑也向公众展示。在西湖还雕塑了白居易像，以纪念这个大诗人。

　　苏州近几年建设了白居易纪念苑，该苑坐落在山塘街街口的一座仿古院内。白居易的石雕立像耸立在门厅正中，祠堂里面陈列着一些图画，介绍着白居易在苏州的足迹，以及他为苏州所做的一些功绩。

　　重庆近年推出了雨山八景，其中一景是白居易山道，这是为了怀念千年前白居易打马走过这座山而特意修建的。这条长约1.1公里的白居易山道，蜿蜒曲折，两旁风景如画。

　　白居易步道的正式开放，也为即将开售的天景?雨山前二期“九天”别墅大大加分。山道开放那一天，很多市民们纷纷前往，以欣赏那山道的美景和悦耳的鸟鸣声。

　　湖北宜昌三游洞，背靠长江三峡的西陵峡口，面临下牢溪，洞奇景异，山水秀丽。三游洞地势险峻，形如覆蓬，冬暖夏凉，洞室开阔，呈不规则长方形，深约30米，宽约23米，高约9米，是石灰岩溶洞。从唐宋起，许多名家及文人墨客都曾相继来此，赋诗题字刻于洞壁上。现存洞内外的诗文摩崖、碑刻，数以百计;名家书法楷、隶、篆、行、草各体皆备。

　　风景区内主要景点有三游洞、至喜亭、楚塞楼、古军垒遗址、张飞擂鼓台、陆游泉等，近年来，景区又新增了巴楚乐宫、世界华人国家印章刻石园、中华震旦角石园等新的景观。

　　唐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大诗人白居易与其弟白行简，在此遇到大诗人元稹，三人结伴到西陵山一游，发现这个“天生一洞”。三位诗人各赋诗一首，并由白居易“序而记之”。因此洞由他们三人始游，故得名“三游洞”。后来北宋时期，又有三位文豪苏洵、苏轼和苏辙父子三人同游此洞。同样苏氏父子也各题诗一首，留于洞壁。白氏兄弟与元稹之行，称为“前三游”;苏氏父子之行，称为“后三游”。

　　陕西省渭南市是白居易的另一处故里，为了弘扬白居易文化，该市开始规划建设白居易文化产业园。该园将围绕白居易文化，借助渭河流域得天独厚的生态景观资源，将诗词文化、盛唐文化、传统文化、华夏文化，通过建筑、音乐、影视等技术实现动态表达。规划占地600亩，其中水域面积约284亩。主要建设白氏宗祠、白居易纪念馆、居易诗词馆、书画院、老腔社、渭南美食酒吧街、渭南历史民俗文化创意街，以及渭南名人广场等产业项目。目前，已有4家企业签约投资白居易产业文化园，总投资3.5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