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中国人一向很重视自己的“尊姓大名”。

  　　逢年过节，中国人有祭祖思宗的传统。而在国人心目中，扬名建业，不但是个人生命的追求，更是有关家族的荣耀。

　　 “姓”来自母系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姓氏的国家，原始母系氏族社会就产生了姓氏。在关永礼先生所著的《中国姓氏文化》一书中讲到，相比之下，许多欧美国家名前姓后的姓氏构成方式，迟至中世纪才产生并传承下来。亚洲越南、朝鲜等国的姓氏在14世纪左右才普及兴盛，而且多由中国传入。日本则更晚，1876年才颁布《平民必称姓氏、名字义务令》，普遍推行姓氏制度，改变了此前只有贵族、武士、神职官员才享有姓氏的历史。

　“金榜题名”已经成了中国人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而细致考究下来，“姓”的来历要比“氏”更古老。

　　“姓”字是由“女”字和“生”字组成的，《说文解字》解释：“姓，人所生也。”远古的人类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姓就代表了一个人母系血统，一个始祖母所生的后代即为同姓。

　中国的古姓中大多都有“女”字偏旁，如姬、姜、嬴、姒、妫、姚、好、嫪等，也正反映了“姓”和母系血统的密切关系。

　　远古的人们还不了解男欢女爱媾合生育的因果关系，而把氏族繁衍的功劳归于某种神秘的自然力量。比如在周人的传说中，他们的始祖母姜嫄因踩了熊的脚印而生了后稷，因此周人以熊为图腾，并姓姬，甲骨文“姬”字的右半部，就是熊的脚印的象形。而在商人的传说中，他们的始祖母简狄因吞食了燕子蛋而生了契，所以商人就以鸟为图腾，并姓子，子就是卵或蛋的意思。

　　“氏”来自父系

　　如果说，“姓”是来自母系，那么“氏”就是来自男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的繁衍，男性在生产和战争中的优势不断凸显，氏族群体中出现了强有力的男性首领，他们要对自己率领的群体用某种称号作出区分，这就是“氏”的来历。最初的氏，是这个氏族男性首领的称呼。比如古代传说中的轩辕氏、神农氏、伏羲氏、越人氏等等，正透露出“氏”的来源。

　　战国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局的动荡，许多贵族降为平民。原本只有卿大夫之家才有资格立氏，随着士和平民地位、权力的上升，他们也开始称氏。氏已不再是贵族特有的标志，人们在交往中互相称名称氏，成为社会发展的需要。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彻底废除分封制，全面推行郡县制，氏只剩下了标记直系血统的作用，性质上没有了贵贱之别。

　　汉代以后，通称为姓，自此姓氏彻底合一。

　　名是名，字是字

　　现在人们所说的名字是指一个人的名，与古代所说的名字不同。古代的名与字分指，均为一个人的称号。名，是一个人在成年之前的称呼，字则是他成年后步入社会时的称呼。

　　中国的这种名、字双轨制早在周代就已经形成。古人的名，主要用于自称；古人的字，主要用于他称。古代婴儿出生满两个月就要命名。《礼记》中说“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笄而字”。这是因为古代男子二十岁时行结发加冠之礼，以示成年，开始取字。女子十五岁结发加笄(束发的簪子)，作为成年的标志，可以取字。一个人成年后，由长辈原先为其取的名已不便在社交场合中被人指名道姓地径直称呼，应另外换一个平辈或晚辈可以称呼的新名，否则被视为无礼。因此，以字相称，表示尊敬。

　　字独立于名之外，又与名密切相关。如诸葛亮字孔明，“亮”与“明”可以相互注释，字义相近，周瑜字公瑾，“瑜”和“瑾”均为美玉，义相近。也有名与字互为补充，可以连义推想的，如岳飞字鹏举，“鹏举”取大鹏振翅高飞之意，与“飞”互为补充。还有以反义相对取字的，如宋代理学家朱熹字元晦，“熹”与“晦”字义相反。

　　雅号各抒其志

　　除了名、字以外，有些古人还有号。一些中上层人物特别是文人墨客，往往热衷于以住地或志趣等为自己取号。由于别号是本人所起，不像姓名受到家族、行辈等限制，因此“号无定法”，可以抒发个人的志趣情怀，以“自鸣其志”。别号中常见的“居士”、“山人”等就是为了表达超俗脱凡的志趣。如宋代文学家欧阳修晚年号“六一居士”，是以家藏一万卷书、一千卷金石遗文、一张琴、一副棋、一壶酒，加上他本人一老翁共六个“一”而取名。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陋室前后有五棵柳树，他就以“五柳先生”为号。

　　虽然春秋时期已有称号的现象，但宋代才是号的大普及时代。明清时期，士人取号之风特盛。清末民初以后，字与号逐渐被笔名、艺名所取代。

　　商人喜欢以干支命名

　　近代以来，通过对古文献和殷墟甲骨文的研究发现，商代帝王，包括一部分臣民多用干支命名。干支，又称天干地支，是中国古代取人名、记时间、表方位、标次序的一套专门的序数系统。干，指十天干，依次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支，指十二地支，依次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相传在历法中使用干支纪日，是黄帝发明的。

　　商王命名，直至亡国之君纣（帝辛），均以干支中的一个字作为名号，如天乙、太丁、外丙、中壬……这种以甲、乙、丙、丁等为名号的商王有三十一人之多。有研究者指出，这种天干地支数可能是他们的生日，也可能是他们的去世日。学者们推测，商人以干支取名，反映了当时一种文雅的文化心理。

　　汉人盛行取单名

　　汉代人取名洋溢着昂扬自信的进取精神，从中颇能反映出西汉时期的社会心态。这一时期，“奉世”、“定国”、“广汉”、“辟疆”一类的人名颇为流行，以“勇”、“武”、“霸”、“起”、“雄”等字为名的也很多。

　　东汉以后，儒家思想深入人心，儒家崇尚的忠、孝、礼、义等观念广为传播。以这些字为名字的现象也广为盛行。

　　进入东汉，特别是三国和魏晋时期，单名十分盛行，绝大多数人名均用一个字，特别突出的是三国时一大批人名，如曹操、刘备、关羽、张飞、赵云、黄忠、孙权、周瑜、鲁肃……

　　对此现象，古今学者见解殊异。其中一种解释是，单名盛行出于王莽的倡导。王莽建立新朝后下令禁止百姓使用两个字的名字，根据是被立为儒家经学的《春秋公羊传》中有“二名非礼也”的说法。但是，也有人对此提出异议。这种看法认为，王莽的新朝仅存在十五年。一道行政命令不可能影响数百年人们命名的方式，避讳才是单名盛行的主要原因。秦汉以来避讳制度越来越严密，人们要回避更改的文字越来越多，为了减少讳字，当时约定俗成的取名方法是大量采用单名和使用冷僻字取名。

中华姓氏

　　两晋南北朝人名“之”字多

　　西晋以后，儒家经学走向衰微，曹魏时兴起的玄学盛行，成为显学，老庄哲学为人们所津津乐道。魏晋名士以崇尚虚无、空谈名理为风气，并成为魏晋南北朝流行的社会思潮。反映在人名上，这一时期的人名或字中多有“元”、“真”、“道”、“灵”、“玄”一类的字眼。

　　东汉末年，道教兴起，其中关中一派由张陵在蜀地鹤鸣山创立，因受道者须出五斗米，故称“五斗米道”。据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考证，“之”字是五斗米道中用于道徒名字的暗记，因此笃信其道的门阀世族遂把“之”字作为人名，形成一时风尚。最典型的是有“书圣”之称的王羲之家族，用“之”字最多，信奉五斗米道最笃。王羲之本人喜与道士交接往返，他五个儿子均以“之”字命名，即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献之。徽之的儿子叫祯之，献之的儿子叫嗣之、静之，祖孙父子均以“之”字为名，并不避讳。

　　南北朝时期，也有不少人仍沿袭旧风，以“之”字为人名，如著名科学家、发现圆周率的祖冲之，以才绝、画绝、痴绝著称的东晋大画家顾恺之，为《三国志》作注的史学家裴松之，著有《洛阳伽蓝记》的杨炫之等，不胜枚举。

　　唐代人名爱称排行

　　唐代以后，人名中出现了一个特殊现象，即当时的人们多以行第相称。行第，本指家族内子弟的排行次第，即按同祖父的兄弟或同曾祖父的兄弟排行，民间称之为“大排行”。

　　以排行作为家内的称呼，早在魏晋时已有先例，隋唐之际，渐成风气。无论是家人朋友、高低贵贱，无不以论称排行为高尚，以至于形成唐代社会的风尚之一。宫廷之中即以排行相称，如唐高祖李渊之子，李建成称大郎，李世民称二郎。帝王之家如此，公卿间也以排行相呼，玄宗时的权臣李林甫被人呼做十郎。朝廷官场有此种做法，排行之称便逐渐通行于社会，尤以文人之间最为流行。文人间特别喜爱称呼别人的排行，如杜甫称杜二，孟浩然称孟六，元稹称元九，王维称王十三，李白称李十六，白居易称白二十二……这种时髦的风尚被社会各阶层广为接受，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纷纷以排行相称。这样直称行第的做法反而显得彼此间的熟稔而不拘礼节，颇能给人以“四海之内皆兄弟”之感。

　　 宋代起名以老为美

　　 宋人取名的一个特点是喜欢使用“老”、“父”、“翁”一类表示年长老迈的字作为人名，既说明当时人们企慕健康长寿的美好愿望，也流露出以老为美的社会风气，与宋代社会优礼老人不无关系。因此，许多人在取名上故作老气横秋之态，如撰写《东京梦华录》的孟元老，以“老”字命名；史学家、撰写《三朝北盟会编》的徐梦萃，字商老，以“老”字为字；理学家朱熹号遁翁，以“翁”字为号，凡此种种，不一以足。

　　宋人还喜爱用五行作为序辈取名，取五行相生之义。如宋代大儒朱熹，从他的父亲朱松开始，朱家一门五代取名依次以“木、火、土、金、水”做名字的偏旁，以应和五行相生之寓意：朱松的“松”字是“木”字旁；朱熹的“熹”字下面的四点是“火”形；朱熹之子朱在，“在”字内有“土”字；朱熹之孙朱鉴，“鉴”字内有“金”字；朱熹之曾孙朱潜，“潜”字是“水”字旁。朱氏一门五代，取名按五行排列，次序井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