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画收藏中,大小问题、原创和重复问题都是精品和应酬、画匠和画家的区别,不论作品品质如何毕竟还不是赝品。但是,收藏者被赝品蒙蔽却是常见事情。
书画作假卖假的现象历史上一直存在,但近几年愈演愈烈、花样翻新,同时又借助科技手段“发明”了很多新的作假方法。据笔者了解,世界绘画艺术中心也有赝品,但极少,而且往往又是和一些专业的犯罪组织、江洋大盗有关联。中国的情况则不然,往往是一些散落在民间的画工就能造假,而且也未必是顶级的传世艺术品就有假的,有时也未必可以获得多么大的利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复杂,主要有3个:
其一,与中国绘画的传统训练方法有关。传统的绘画学习训练方法主要是临摹,就是照着原作摹仿,甚至还要背临,就是背着原作把他画下来。这一方法即培养出历史上众多的卓有成就的画家,同时也培养和造就了一批造假专业的画匠,在近代史上最典型的人物就是张大千。张大千既是有创造力的大画家,同时也是造假的高手,如今,他的摹仿作品现在也有了可观的收藏价值,这是因为他是张大千。当然,高明一些的学生在临摹时不会照搬原作,而是依靠自己的理解去临摹,原作的用笔、用墨、用色、构图等,从中学习创作思想及方法。一个有独立人格的画家不会把临摹作能事。可是,有一些画人则完全拜倒于前人,以可以乱真为能事,所以也就有了画家和画匠的区别,有独立思想的成了画家,一味临摹的也成就了画匠。
在这里我们还要讲讲文化产业。笔者认为,真正的文化其独具的创造力和独特性对社会的启迪性是最重要的,这应该是无法产业化的。但是,作为公益性的、大众化的文化还是可以产业化的,这应该与收藏无关。其实早在几百年前,苏州就有了专门作假画的产业,按现在的说法也就是“假画基地”吧。过去苏州作的画,无论大小统称“苏州片子”,与现在不同的是他们的“作品”大部分要留下标记。现在则不同了,假就假到底,还要附上真的专家的鉴定证书,有的甚至还有书画家的家属作佐证。笔者看到过一幅仿冒名家的作品,很明显是假的,可是持画人找到这位画家的前妻,这女人竟说:“大师也有没画好的画。”并且在作品上题了字,后来知情人告诉笔者,持画人塞给她8万元钱,所以顺理成章,假的就变成真的了。
其二是泛普的收藏队伍,成就了充斥赝品和欺诈的文化市场。收藏本是一个高雅的活动,是长期、耗资的事情,但是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极普及、大众化的活动,这就使这支队伍不但缺乏专业性、缺乏资金,而且存在既没有长期规划,又缺乏对文化的酷爱等问题。一方面,有的人拥有巨额资产,但是知识匮乏,他怎么也不会明白一张纸,甚至是一张用过的纸能够抵他的全部家资。所以他虽然太想附庸风雅了,也只会拿很少的投资去做收藏。另一方面,在收藏队伍里还有很多只是赶时髦,既没有资金,更不懂专业知识,甚至有人把印刷品当成重要的收藏品购买。一次,一位老人很神秘地告诉笔者:“张先生,我得了一件宝,是《清明上河图》。”笔者原想一定是幅临摹作品,或是同题目的其他作品,但万万没想到,这老者竟然花了两万元钱买了一件作了旧的印刷品,而且是件粗劣的复印件。笔者心想,这卖东西的人太坏了,就这样从一个老人手里忽悠走了两万元钱。
其三,有的很有才华的艺术家为了谋取最大利益故意造假。过去一个有良心的文人会自觉抵制作假,但现在有的人觉得再高尚也没有奔驰、宝马、别墅洋房来的实惠,所以这条文化界的底线就被突破了。
如今在大众收藏中还存在一个通病,就是只论名头,不辨真假。这也有两种表现,一种是明明没有相应的财力或者很特殊的渠道,却一心瞄准历代大名家的作品,这种收藏名人字画的定位是对的,毕竟名人字画才能有收藏的价值,但也要符合自己的情况才好,又要收名人作品,又要少花钱,一般情况下捡漏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当然一些人有特殊背景就当别论,例如有的人和作者有特殊关系,或能用极少或不用钱就能得到真迹,有的还有一段故事能证明作品的真实性,那当然是最好不过的。
另一种表现是只重视名头,忽略了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比如,这协会那协会的主席、副主席、理事,其作品虽然不伦不类,但职务却是很值钱。殊不知多年后一个理事、主席算什么?从长远上说艺术只能凭作品说话。
据笔者所知,现在有很多画廊老板很有远见卓识,只认作品、不认人,凡有现职的“书画家”的作品一律不收。为什么呢?他们有句话:为投资人负责,保证投资人的利益,今天有职务价格高,明天没职务了价格低了对不起投资人。因为现如今职务的价值至少应在作品的10倍以上,这应是很保守的估价。这些人的作品虽不是赝品,但他们在艺坛上的负能量确实不可低估,因为他们影响了当前市场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