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面对着李耀春那些顶天立地的人物画，难免被其旷达的意笔感染：形象气势撼人，神情鲜活，仿佛一步就要踏破画屏徐徐而来。之于李耀春，每一次提笔都是同塑造对象的灵魂聚首。纵横古今的推心置腹间，他不断深入人物的历史源流，试图寻找出背后厚重的文化力量。形随心转，笔出神机。

李耀春，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天津美术家协会驻会秘书长，天津文广局艺术指导委员会委员，天津青年美术协会副主席。中国艺术家志愿者协会会员，梁斌文学艺术研究会理事，国家一级美术师。曾任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审、常务副社长、副总编辑。

作品及论著多次参加全国及省市美术展览,并在国内外报纸杂志发表。多次在国内外举办画展，天津电视台为其多次拍摄专题片，作品被国内多种刊物专版介绍。

以形写神

因大学期间读的是多少艺术学子仰慕的油画系，夜以继日地对着模特写生，造型基本功打得扎实，李耀春的画笔同水墨人物的对接格外顺畅。“尽管两者是不同画种，但作为姊妹艺术有着相通之处，只是表现的形式和方法不同，而艺术就是表现方法、观察方法以及哲学理念的集合。”怀揣大胆而敏锐的判断，他便在探索的道路上放开手脚。

齐白石曾有言：“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则媚俗，不似则欺世。”一句话道破中国画的写意精神，成为后人奉为圭臬的美学原则。然而究竟怎样把握，需要经年实践推敲，一不小心就容易变为头脑里的桎梏。李耀春从中西绘画的共性中寻求规律，显示出睿智的视角。“中国画不可能像西画那样注重光线、比例，它是一种意念的诠释，决定了不会所谓的细致，可并不代表它就不科学。”他以桌子的绘制为例，如果按照透视理论，必然是近大远小，而许多古代中国画的表现恰恰相反，实际上当转换为俯视，静物的呈现便随之迁移成远大近小。李耀春深谙，中国的表现理念和哲学思想中，一草一木皆是精神寄托，讲究刻画内在精神与力量，也因此赋予了画者别样的观察方法。

“相较于西画，中国画的造型不需那般严谨，但不等于画家不需要训练，而应该打进去再出来，首先要掌握，再从中变形。”受学院派油画的影响，李耀春对人物特征的感知几乎“进到骨子里”，分分钟便能精准拿捏，造型能力有目共睹。基于肖像式的创作题材，他坦陈结构和造型是画面的第一要求，然缜密的“形似”之外，对精神性情的关切，投入了创作者本人的学识修养和生命体悟，方能以形显神。

他笔下的李叔同、严范孙、华世奎……林林总总，却不纷乱。李耀春有个“百人计划”，现在已经完成过半，“人物题材如果就事论事，就会不见体系，所以我一直围绕着稳定的主题，画一批和天津有关系的、在历史上有贡献的文人，并且选择比较有特点的形象来突出效果。”在他看来，肖像画绝不是单纯的复原，否则不如直接放大照片，伴随着写意、笔墨和书法的融合，最大限度地增强其内在张力。“既然历史上存有这个人，发挥过一定作用，我想通过自己的理解凸显出人物的文化意义。”

为了创作，他把大量时间用于遍览典籍资料，反复构图，点点滴滴经营着笔墨蕴含的文脉灵魂。当落笔之际，一切已然成竹在胸。在代表作《张伯苓校长》中，李耀春受母校南开中学之邀，为创始人造像。“南开有一个口号，‘今天我以南开为荣，明天南开以我为荣’，所以我下决心要好好画，每天都看老校长的相片。”经过思考，他采用纯墨和赭石两种色彩，营造单纯的画面效果。起稿，拷贝，上纸，一气呵成。水墨淋漓的宣纸上，黑白效果激荡地对比，韵味悠长，张伯苓手持礼帽，就那么端然而立。令无数南开学子感怀万千，也使得普通观者目睹过后，深刻地体悟到这位现代教育家亲切而崇高的人格魅力。对李耀春来说，笔端的榜样忘我无畏，亦鼓舞着他在艺术的海洋里执着地劈波斩浪。

“鱼肚白”里见真章

谈起艺术生涯的起点，李耀春禁不住慨叹那段颇为复杂的经历。他的绘画情缘开始于初中的一次意外邂逅，“学校里有个被打成右派的老师，在一间破屋子内画画，后来我给他帮忙，看他装裱很有意思。他问我愿不愿意学，我也懵懵懂懂，便跟着学习。”后来他才知道，这位学识渊博的师长是生物学科的带头人孙养林，至于孙老师当上副校长，也是日后的故事。

高中结束，李耀春成了“上山下乡”大潮中的一员，因着绘画的本领，被调到当地学校教书，继而考回天津工艺美校。完成学业后，他分配到烟酒公司搞设计，两年的工作赢得了领导的认可和赞赏，可他却不愿意止步。彼时正逢油画爆发的“热门期”，李耀春把它当作神圣的殿堂，“说什么也要考”，带着一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

付出总会得到回报。经过辛苦的备考，他如愿进入天津美院油画系，求艺的热情高涨。“当时有个口号叫‘鱼肚白’，就是要画到天见亮才罢休，于是学生少不了跟传达室的大爷‘打游击’，往往是他哄着大伙回宿舍，等他走了我们再偷溜回来继续开灯画，确实想多学些真本领。”除却奋战架上，书法、国画也样样不落，一套《永乐宫壁画》画上几个月，还要到户外写生花鸟，规规矩矩的程度一点不亚于当今的国画专业。

及至毕业，李耀春被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选中，开始担任出版工作，突然发现工作面貌和曾经的画家梦“有点距离”。“但从另一个角度审视，我的绘画又得益于此，在出版社涉及面广，接触的水平是旁人难以遇到的。”曾经，他带着编纂的使命多次往返欧洲，钻进各大博物馆拍照研究；脚步也深入敦煌，整理资料近百万字，皆给自己的人物画创作拓宽了思路。不仅如此，因为工作的关系，他还同不少老艺术家走得很近，许多小技法都能于第一时间毫无保留地知晓。“比如萧朗先生画花蕊，一般人以为是画完再勾线，实际上他先拿白粉勾完，然后反过来，从背后用石绿或土黄轻轻一沾，前面就自然渗透出来，花朵才格外有灵气。”

同高水准的前辈交往，让他尤其重视笔墨的力量。“中国画的一切情感及精神的释放是通过笔墨完成的，它最能体现一个人的审美和艺术修养，所以我一直在尝试创制自己的表现方法。古人说墨分五色，现在我就想怎么充分地把墨用到、用足。”他画历史题材，将丙烯调入墨汁里形成反差，并运用视觉典故产生内在的意义回旋，来完成文化的传播和个人意味的追求。

从普通的美术编辑到副社长、副总编，李耀春在出版社一干就是将近30年，而墨痕里的世界，依旧保持着“鱼肚白”时期的刻苦。“国画如同中医、国乐一样，随着现代人理解的加深，才渐觉博大精深。从国粹和民族文化传统中，我也吸取了不少营养以弥补油画的不足，实现互相融合。”面临图片和影像对绘画光环的抢夺，李耀春清楚自己的使命，尝试以手工之美来镌刻历史的痕迹，彰显国画艺术的独特存在。他正在酝酿一组集群式的实验创作，以水墨表现近代中国的百年风云人物，“就像史诗一样的大部头创作，画上十几二十米长才过瘾”。

“抢”出来的灵感

李耀春在圈子里有个外号——美术界“三忙”之一，源于身为天津美协秘书长的繁忙事务。2013年，他正式调入美协。“美协是艺术家的一个家，营造不能随自己的好恶。而且不单是群众美术，还有一定的学术引领性，要出人才、出作品，从这方面下功夫，组织大家开展活动。”他亦承认自己颇为适合这一岗位，广泛的美术领域涉猎令工作顺风顺水，多年蓄积的经验能量开始持续释放。

在他眼中，几年前火热的市场渐渐冷淡，艺术家们回归了理性，塌下心来创作、办展，美协也随之变得“空前的好”。文化的繁荣使得他愈发忙碌，光是出差就要几乎每月两三次，于是创作变为了见缝插针地零敲碎打。“写意人物的难点在于落墨成型，一笔画坏便满盘皆输。有时候创作也令人特别痛苦，表达不出真是苦恼，在家里见谁都发脾气。可它又是幸福的，使人忘却世界地全心投入。”

不久前，他跟随市文联的文化下乡团队去甘南慰问。山高草绿的甘南风光，原生态的藏民生活，从心底打动了李耀春。他激动地围着穿绿色藏袍的姑娘拍照，和淳朴的藏族小伙儿加微信聊天，根本停不下采风的节奏。沿途路上，一个牧区的小姑娘令他印象尤深，“虽然只有十四五岁的样子，但赶起牛来挺彪悍，一头牛脱离了行进的轨道，她骑着马追过来，随手一揽便把牛牵住了往回赶。”如是回忆着，李耀春展示出手机里的照片，眉眼间全是兴高采烈，有股搜集到合适入画素材后的心满意足。

从甘南返回，朋友立刻发来微信，问他怎么突然消失，“三忙”可不能退出。李耀春笑笑，手里的画笔却似乎变得更加沉甸。“每逢写生都是一次充电，让人产生无名的冲动，恨不得处理完工作赶紧奔到画室，一坐下便激活感觉的触角，必须去抢这份灵感，担心稍纵即逝。”他说自己要积聚力量开启甘南题材的创作，还约上同样从艺的女儿比赛着画草图。尽管入世的职责等待着他马不停蹄地筹划，但李耀春希冀能借纸笔拉上一道隔开世俗的帷幕，保持独立而安然的品质。自然吸引他一次又一次奔赴画室外的天地，在那里，与艺术心神交汇，有他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