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五六百年，北京城大部分时间都是中国的心脏，紫禁城与中南海里的一举一动，可以左右成千上万人的命运。和魔都相比，帝都除了庞大的人口、灯红酒绿的繁华，还有一些特殊的东西，比如铺天盖地的雾霾，置身其中仿佛来到“仙境”；再比如，它独有的政治中心色彩，特别是在全城中心的紫禁城，尤为明显。

　　今日来故宫观光的游客，脸上大多洋溢着愉快的笑容；可在明清时期，这里是大内，是黎民的禁区，是野心博弈的场所，在权力这根指挥棒的引导下，充满着血雨腥风。从天安门径直走到景山，一路上仿佛有着无数冤魂在向人们招手。里面有左顺门事件中被活活打死的大臣，有为皇帝长生而被折磨惨死的宫女，有‘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薰笼坐到明“的嫔妃，有行刺未遂而千刀万剐的“恐怖分子”……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有时想想也真是的，都是人，何必如此苦苦相逼……

　　北京历史相当悠久，曾经是青铜时代的王都，也曾是盛唐时的边防重镇，这里的范阳节度使掌握的军队是所有节度使中最多的，编制有将近十万人，主要防范契丹、奚等少数民族，责任重大。然而，令人忧桑的是：天宝末年担任这一职务的是安禄山，当年他的二十万大军就是从这里出发，横扫中原，惊破霓裳羽衣曲，把一场盛世彻底埋葬。此外，它还是辽国的南京，金国的中都，自从石敬瑭把幽云十六州孝顺给耶律德光，丧失屏障的中原王朝便难有好梦。但辽与金都不是统一政权，直到元朝的时候，北京才真正统治了全国。

　　“应知汗八里城内外人户繁多，有若干城门即有若干附郭。此十二大郭之中，人户较之城内更众。郭中所居者，由各地来往之外国人，或来入贡方物。或来售货宫中。所以城内外皆有华屋巨室，而数众之显贵邸舍，尚未计焉。”

　　“尚应知者，凡卖笑妇女，不居城内，皆居附郭。因附郭之中外国人甚众，所以此辈娼妓为数亦夥，机油二万余，皆能以缠头自给，可以想见居民之众。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百物输入之众，犹如川流之不息。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

　　“此汗八里大城之周围，约有城市二百，位置远近不等，每城皆有商人来此买卖货物。盖此城为商业繁盛之城也。”

　　这是《马可·波罗行纪》对元大都的描写，经济繁荣，人口百万，商旅云集，一个火药时代的国际化大都市，蒙元帝国的首都。然而，在此之前，中国大一统王朝的首都主要是在中原地区，以长安、洛阳为主，后来北宋的时候又迁到了开封，而这次竟然跑到了如此偏北的地区，又是为什么？当年的忽必烈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决定？

　　其实，定都北京对于汉人来说确实是靠北了点，但对蒙古人却是刚刚好的。大都北临燕山、长城，西有太行山脉，东靠渤海，南为广阔的华北平原，处于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交界的位置，进可攻，退可守，往南的话可以一马平川，便于调兵遣将，灭亡南宋，日后如果统治不稳，抵挡不住长城以南各民族的反抗，逃回草原也是非常方便的，毕竟离族源地这么近。几十年后徐达、常遇春带兵北伐，元顺帝果然就是这么干的。

　　还有就是忽必烈跟南宋打过仗，早早见识到了中原汉地经济的发达，他要当这里的主宰者，同时明确了推行汉法，用儒士的方针，他的那套班底也强烈要求定都大都。试想如果依然采用蒙古人的那一套，是无论如何也统治不了中原的，蒙古人还处于奴隶社会呢！此举遭到了蒙古守旧势力的不满，他们不愿意妥协，不愿意做出改变。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争夺汗位的战争，实际上就是两种路线的斗争，核心问题是到底用不用汉法。最终是阿里不哥输了，贫瘠的漠北支撑不了高强度的战争，相对富裕的中原却可以，战争中，中原是忽必烈的大后方，当断绝了中原向漠北的运输道路后，阿里不哥人财两空、穷途末路，不得不屈膝投降。可事情还没有完，蒙古人内部对于忽必烈的质疑远远没有停止，阿里不哥失败后，有西北藩王遣使入朝，谓：“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何如？”简直就是来问罪的！终元世祖一生，不怀好意的漠北、西北势力时刻威胁着元政权，所以定都大都还可以利用北方的屏障，立足中原的经济基础，减少推行汉法阻力，抵御他们的进攻。

　　不可忽视的是，帝国的首都会有大量的人口，他们需要粮食，还会有许多达官显贵，他们对物资的要求更高。大都本地恐怕是满足不了这么大的需求的，怎么办？看了地图后，忽必烈把目光投向了江南地区，南宋时，经济重心的南移已经完成。如何把钱粮送到大都呢？这时，大运河的作用再一次显现出来。皮日休有诗云：“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人们总是把开凿大运河看成隋炀帝残暴统治的罪证，却忽视了它对于后半段古代史的巨大效用。从唐到清，国家的首都几乎都在运河边上，开封是最典型的。元世祖时，因为长期的战乱，疏于治理，运河的状况堪忧，连接黄河与淮河的汴河几乎已经被泥沙淤没，据史料记载，原来的河道上甚至已经建起了许多房屋。看来跟以前一样的使用运河是不可能的了。于是元世祖下令，挖通北京到通县的通惠河、山东临清到东平的会通河、东平到济宁的济州河，整治后的大运河不再经过洛阳、开封，而是直接从江南北上，经山东直抵大都。跟以前隋朝的运河相比，新运河从杭州到北京缩短了900多千米的路程，时代变了，侧重点也变了，由中心到被无视，中原沉沦了。

　　胡虏无百年之运，汉化程度不高的蒙古统治者支撑了九十七年便回去放羊了。朱元璋统一了全国，但他对首都南京并不满意，因为自古以来在南京建都的王朝都是些短命王朝，什么东吴、东晋、南唐等等，乱七八糟的，没一个活得长，不吉利；宫殿的风水也不好，更重要的是，离北方的边界太远了，鞭长莫及，一旦有什么大事发生，需要皇帝处理，这一来一回，黄花菜都凉了好几天了。即位之初北伐的时候，大臣请他到开封看了看，就近指挥北伐的同时，也考虑考虑合不合适建都；洪武末年，太子朱标到西安视察工作，回来建议迁都西安。总之，明太祖在位三十一年，首都考虑过很多次，甚至连家乡凤阳都想过了，终究是没能迁成，当然，没考虑过北平。

　　靖难之役后，燕王朱棣登上了皇帝宝座，在他的要求下，兴建紫禁城、长陵，并把明帝国的首都迁到这里。对于汉族政权来说，这是绝无仅有的，天子亲自守边，这得有多大的自信。北京是朱棣当藩王时的封地，他的老巢，有着感情基础，在南京，他杀了太多建文遗臣，闹得天怒人怨，安全堪忧，万一有哪个想不开要拼命的呢；生活的地方又离父亲的孝陵这么近，一个叛乱者，想到这些心里不会是风平浪静的。父皇在位时，依靠的是藩王守边，兵权都集中在皇子身上，朱棣上台后，藩王已经被建文帝废了很多，他更上一层楼，接着废了一批，尤其是“带甲八万，革车六千”的宁王被他赶到南昌追求艺术去了。而且为答谢朵颜三卫骑兵的友情赞助，把很多土地还给了他们，一下子北方防御力量就被削弱了。如何是好？南京离边关千里之遥，总得有人能及时指挥部队，把兵权给大将们？安史之乱的教训非常深刻。朱棣斟酌再三，还是我亲自上吧，首都是非北迁不可的。北方虽大，对明成祖来说北平是最好的选择，西安、洛阳、开封这些地方开发过度，生态恶劣，早已衰落，担不起首都的重任。

　　明成祖迁都北京也不是所有人都举双手赞成，这不，他老人家一死，太子朱高炽一登基，便有迁回之意，他当太子的时候就是在南京监国，更喜欢南京，可惜他即位还没一年就暴死了，死因成谜。接替他的是明宣宗朱瞻基，宣宗跟爷爷朱棣的关系更铁，朱棣征讨漠北就把朱瞻基带在跟前实习，每当朱高炽的太子之位遭到挑战，解缙就会对朱棣说：“好圣孙，好圣孙。”听了这话，朱棣换太子的心思立马少了一大半，所以朱高炽能顺利接班，朱瞻基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就跟康熙喜欢乾隆的情况差不多。明宣宗自然更支持定都北京了，爷爷的意思，他发布诏书，说国都“暂定北京”，哪里是什么暂时，之后就没改过，这么说明显是给父皇留面子。只是定都北京有一个大隐患，那便是安全问题，国家强的时候好说，万一弱了就很揪心。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俨然成为了屠宰场，二十万明军精锐全军覆没，英宗成为俘虏，瓦剌军队携得胜之威，兵临北京城下，一时南迁之议再起，关键时刻，于谦力挽狂澜，杀退敌军，也保住了北京的地位。

　　后来明朝皇帝是越来越喜欢北京了，不光给北京修了外城，就连死都非死在北京不可。崇祯末年，闯军北上，有大臣建议皇帝从海路南逃，崇祯拒绝了，他觉得国君就应该死社稷，逃跑太没责任心了，你以为我宋高宗啊。平心而论，想死还不简单，最终如愿吊死在煤山上，实力为景山公园增添了一景，为十三陵景区增添了一陵。清朝定都北京的情况跟元朝相似，就不多说了。可人算不如天算，计划终究赶不上变化，万万没想到，全球化时代来临了，西方势力从海上进攻，北京、南京这样的城市都离海洋太近，十分危险。上海一丢，南京岌岌可危；天津一丢，北京朝不保夕。比南京优越点的是，北京还有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做屏障。为什么旅顺、威海卫失守，清政府就马上与日本和谈了？因为下一步肯定就是打大沽、天津、北京了；要是在近代以前，这两地没多大战略价值，近代以后，剧情就反转了。

　　当今的首都依然是北京城，因为六十多年前北京和平解放，没有遭到太大破坏，加之离苏联比较近，一旦美帝进攻，可以获得更多支持。抵御少数民族南下就算了吧，工业时代，坦克飞机一出，满人蒙古人还能靠什么南下呀，只能乖乖地呆着。和之前消失的长安、开封比，北京运气还好点，没什么灭顶之灾，但也不是曾经那个了。梁思成能保住京都、奈良，却保不住北京的古建筑，永定门被拆毁，夺走老舍生命的太平湖、流淌几百年的护城河被填平，名人故居所占的地皮被开发商轮番哄抢，它们没有毁在解放战争的炮火下，却在和平年代遭遇厄运，着实让人痛心，虽然本世纪开始重建了，又岂是一回事？就像对待父母一样，他们健在时不知道珍惜，总是对二老任性发脾气，等去世了、没人疼了，再想着孝顺，可为时已晚，就算把墓地修得跟秦始皇陵一样宏伟，除了沽名钓誉，又能有什么用？真的能让人心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