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加快拯救民族危亡的步伐，一场以批判传统、改造国民性的社会思潮，也在知识精英的推动下日渐兴起。

自晚清以来，数十年间，人们尝试了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平改革、暴力改革，志士仁人经年奔忙在救亡的道路上，不断更新自己的救国之方。然而，这一系列虎头蛇尾的改革措施，都是仓促而起，匆忙结束，社会效果难尽人意。

作为时代的舆论领袖，梁启超也陷入了迷惘之中。面对日益崩溃的国家，他曾充满着愤怒而又沮丧的心情写道：“今日我国民全陷落于失望时代，希望政府，政府失望。希望疆吏，疆吏失望。希望民党，民党失望。希望渐进，渐进失望。希望暴动，暴动失望。希望自力，自力失望。希望他力，他力失望。忧国之士，湓其热血，绞其脑浆，于彼乎，于此乎，皇皇求索于有年，而无一路之可通，而心血为之倒行，而脑筋为之瞀乱，今日青年界中多少连犿俶诡之现象，其起因殆皆在失望。”（梁启超著《理想与气力》）他对此感到莫名痛苦。

他失望地指出：“中国社会汙如死海，国人缺乏爱国心、公共心、缺乏独立性、缺乏自治力，如泥中斗兽”，“庚子事变，国破家亡”，“中国四万万人，皆旁观者也”。

庚子事变 八国联军影像（资料图）

上层社会和知识分子在一浪又一浪地追求社会进步，而下层人民却无动于衷。这激起了梁启超的愤怒：麻木！愚昧！他开始寻找中国国民的劣根性，从而溯源翻出中国的文化根源，并把矛头指向了孔子。

思想新锐的梁启超此刻又提出了更新的主张，他以西方文化精神为依托，一反其一贯肯定中国传统的观念，发起了向中国传统文化进攻的动员令。梁启超连续发表文章认为：改造中国“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使数千万如虎如狼如蝗如蝻如域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凭藉，然后能涤荡肠胃，以上于进步之途也。必取数千年腐败柔媚之学说，廓淸而辞辟之，使数百万如蠹如鱼如鹦鹉如水母如畜犬之学子，毋得摇笔弄舌舞文嚼字，为民贼之后援，然后能一新耳目以行进步之实也。”

梁启超（资料图）

他开始抛弃一切改革的主张，背离自己对传统文化肯定性的评价，倡导对传统文化实行彻底的“破坏主义”。特别是从段政府的财政总长位置上下来后，他言辞日趋激进，提出要改变中国社会，必得更新中国文化。要更新中国文化，必得疗治中国人的劣根性，改变中国人的人生观。

梁启超新锐的文化观，符合了激进党人的政治主张。曾经的政治对手章太炎、戴季陶等，在反孔反传统的思想上与之达成契合。章太炎声称：“我们今日实行革命，提倡民权，孔教是断不可用的。”他斥责孔教是“中国之祸本”，称孔子是“巧伪人”，主张扫荡儒家学说。

手握时代思想先锋的大旗，梁启超、章太炎言论的号召力是不可低量的，一大批追求自由的青年学子和知识分子站在他们的身后，为他们的主张呐喊。一浪接一浪的热潮，直接引导了新文化运动的到来。

将传统文化推上审判台梁启超不惜“信口开河”

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被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经历着二千年来最为严厉的拷问。

从创办《新民丛报》开始，梁启超就隔空喊话，在日本发表文章，倡导“新民说”。丛报发刊词说：“欲维新吾国，当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他施治的药方是，“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他将中国社会落后的历史罪恶归之于孔子的儒学，他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鞭笞，获得青年知识分子极为广泛的响应。

《新民丛报》（资料图）

梁说：“今日之思想，犹数千年前之思想；今日之风俗，犹数千年前之风俗；今日之文字，犹数千年前之文字；今日之器物，犹数千年前之器物”他主张彻底抛弃和更改。他以数十万字的时论，尖锐地批驳中国文化的劣质性，努力探寻中国“国民的劣根性”，他详尽地罗列出愚昧、苟且、贪鄙、固执、怯懦、迂陋、阴狠、保守、虚伪，眼光短浅、屈从强权、苟安现状、同室操戈以至于“如木偶、如槁木”之类的劣根性。他在《新民说》一文中说“吾观我国民性之缺点，不下十百”。 一言以蔽之，中国就是一个酱缸，一个粪坑，种种劣根性无不加诸国人，从而予以无情的鞭笞。

他认为中国人最缺乏“公德”。公德是什么？他说：“人人独善其身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无私德则不能立，合无量数卑污虚伪残忍愚懦之人，无以为国也。无公德则不能团，虽有无量数束身自好，廉谨良愿之人，仍无以为国也。”他为此疾呼有志青年要大谈公德利群的作用，“不为顽躯浊壳所困”，自强自立，不做奴隶。梁启超还认为中国人不仅缺乏“政治思想”，更缺乏的是“政治能力”。英美日德之所以强大，是由于其国民政治能力强，政治能力是振兴国家民族的根本，其他文化学术思想（包括政治思想）都是不足恃的。中国数千年来“不能组织一合式有机完全秩序，顺理发达之政府者”，根本原因是“无政治能力”。（《论政治能力》）

梁启超每责国人一恶德，则以欧美人之美德加以比较。

他从西方史学研究方法入手，批判孔子的治学思想，反对中国传统的“明道”、“经世”的史学观，认为孔子作《春秋》，“淆乱历史事实以惑后人”，“此恶习起自孔子，而二千年之史，无不播其毒。”（《中国历史研究法? 史之改造》）他的这一见解，也促成了近代中国疑古派史学的发展，并导致顾颉刚将大禹论定为一条虫。

他的《新民说》仿照《培根论人生》的散论方式，分列主题，畅谈国家思想、进取冒险、自尊合群、毅力尚武、民气私德等。系统地用“西学”的观念对中国文化进行普及性的纠正和批判，总而言之，他希望按照西方价值观和思维方式锻造中国国民精神。

他在《新民说》中也触及到了社会生产与分配等经济问题，他说，社会“生利者少，分利者多”造成的贫困，是社会落后和道德沦丧的原因。但梁氏的整体观论，都是从人伦文化、道德角度着眼，进入文化传统中来寻究落后之因，却没有进一步深入中国的社会现实实践，去探究深层的经济原因。他直观地看到了西方成功的现实成果，而没有探究西方成功的根源，倒果为因，盲目仿效，“袭西方之皮毛而遗其根本”。

显然，他对社会改革认识的深度，滞后于袁世凯及一些北洋精英人物的眼光。这当然与他长期缩身在文人的象牙塔里，侈谈文化与人性是密切相关的。他为了强调西方文化的优越，信口开河，说中国人自古就是君主的奴仆，而西方人自古就是以君主为奴仆。

为了改造国民性，他甚至还标新立异，提出对外战争是提高“民性民德”的措施，也是西方社会道德水平高的原因。因为中国对外战争少，因此道德衰落，日久难振。（《新民说》第45页）

《新民说》（资料图）

在盲目颂扬西人美德的时候，他可能忽略了基督教十字军东征的旧事。当初基督教动员整个欧洲的人力、物力与伊斯兰教国家展开持续二百年战争的十字军东征（1096?1291），甚至残酷地诱迫未成年儿童组成“儿童十字军”参战。使近四百万无辜的教徒死伤在地中海东岸的伊斯兰国家，给中亚地区和人民带来无尽的痛苦，西方煽动了各种宗教仇恨，至今仍然影响着中东地区。难道是这些对外战争成就了西方人的高尚道德？他指责儒学导致了专制理论，却忽视了耶稣基督也造就了马基雅维里的阴谋政治与霍布斯的绝对君主专制理论。

国家在政权崩塌之际，社会长时期处于无秩状态，涌现出种种丑行罪恶，在激情中的他看来，都是由于中国旧有的传统文化形成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