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少有的动荡而历经磨难。人生与艺术旅途的坎坷命运令人困惑与痛苦。多少缺乏信念与意志力的人被动乱的狂澜所淘汰。相反，逆境与波折却造就了一代人的人格品性，能坚持下来不因任何阻力而止步的人才是幸运者。

　　我去过许多地方，雾雨迷濛的哀牢山令人悲凉心碎，大小凉山连绵不断、神秘莫测令人有难逃罗网之感，塔克拉玛干大戈壁的无垠浩瀚使我感受到苍凉和史诗般的悲壮，而翻越唐古拉山、踏过青藏高原时便会折服于无所不在的宗教威慑之下。也许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缘故，为此我不禁发出慨叹人生的叹息。我不敢面对，这象征着永恒的悲壮与苦海人生的群山，因为他太令人感到孤独了，也太使人联想到人生痛楚的沉重分量了，因此我不愿再以视觉形象又一次地挑起这重担。我需要以绚丽与优美来减轻人们的重负来抚慰人们和我自己的伤痛与孤独。于是我避开了沉重的氛围而转向了边疆多彩的民族生活与人物，在穆士塔格峰下找到了既浓郁、深沉又绚丽的色彩、民风质朴而强悍的一片绿洲。周围的大漠戈壁中的驼铃声与风沙弥漫的古道很容易的勾起人们怀古的忧思，而婀娜妖娆的龟兹乐舞更把这方乐土点缀出几分神秘。尽管我忘不掉那与雾雨迷濛的哀劳山和苍凉神秘的大凉山，但我终于找到了一方净土，而躲开了具有使命感的庄严课题，这使我“乐不思蜀”而耗尽了半生的精力。这远离现实的清静而又原始的空间，更接近童年幻境中的完美，更容易激发我去寻找洽当的绘画语言以表达此刻的感受。我极尽所能准确无误地以写实技巧作忠实的表现。只有真实、活生生地自然蕴藏着“美的法则”，忠诚于美的艺术家唯有恭顺而专注的描绘总是应有的本分。

　　然而，复杂的心路历程给我种下了抺不去的心理基因：不安、困惑、无奈、忧郁以及对不可预知的一切引发的焦虑始终主宰着我的情绪。学院式的写实主义太容易靠拢现实了，我愿回避或与它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而去寻找一种捉摸不定的飘渺感觉和似与不似的状态。

　　七十年代初，一种机遇使我在高丽纸上画了一批重彩画而开辟了通向久已憧憬的历程，顿感找到了一种更为自由地表达感知的方式，然而总是笼罩在不安与忧郁的氛围中。对绘画语言和材质的选择取决于被深化了的情感与理念，从而透出内心世界的骚动。在现实的影子跟随下又有象征隐寓的种种暗示。自由发挥的符号增加了象征意义，而具象变形的人物融合于纠缠在一体的抽象块面之中，显出莫测的神秘感受与不可名状的情怀。无法说出每一幅画的具体含意，但总体上则趋于迷茫、困惑与怅惘的复杂感情。在我的创作生涯中从未如此体验过一种自由漂浮的快感。高丽纸以最大限度给予我在现实世界与梦幻世界之间漂游徘徊的可能性，我不断地在其间寻觅一个恰当的栖息地，以抒发自在冥想的情怀，从而使“创造一个世界比描绘一个世界更重要”成为我的一个原则。

　　1980年，我与周菱开始为北京饭店设计并绘制了大壁画《创造·收获·欢乐》，历时两年于1982年完成，该壁画是回顾二十年对民族生活的体验和对艺术探索的总结，如果没有坚实的造型语言，特别是没有对于现代重彩画的思考与实践是不会诞生这幅壁画的。我们把写实与夸张结合而成的程式化的造型手法和主观化的色彩容纳在富于装饰性和纪念性的风格之中。意外的是：在我“客串”重彩画和壁画时所获得的经验对油画语言的演变却起了一个旁敲侧击的作用，使我在寻找个人风格的道路上打开了一扇门，多少有了一个柳暗花明的去处。面对画布我所寻找的是“真实性”与“假定性”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可以任意漂浮的空间，也是现实难以存在的另一个世界，这其中有童年寻梦时自娱与游戏的动机，有对转瞬即逝的美好现实的挽留和对有缺憾的现实的修补。它不是，也不应是现实的简单再现，而是现实的再创造，那是染上自我色彩的现实，或是以现实的亮光来折射出一个自我世界，这是一个摆脱苦痛、盼望完美的境界。而丑恶、虚假、变态和抄袭他人的作风都令我厌恶，那绝不具有学术品位。惟尊重传统、赞叹完美、勇于探索才是艺术家真正的出路。但我又不敢造次地说这就是一条可以钻研下去的路而不是死胡同。我深知油画这门艺术的深奥莫测，其间的奥秘不是随便就可以说三道四的。

　　可以这样说，在我的创作生涯中，重彩画、壁画、油画三位一体相互影响，互动互补，对油画新路的思考启动了创作重彩画的灵感；画壁画又使重彩画的语言更加明确和纯粹了，而前者又旁敲侧击地使油画语言从学院派的模式中摆脱出来。三者互动，立体交叉地构成了我在创作中的整体思路。

　　出于对美与爱的悟性和对智慧人生的追求，我尽其所能地工作着，从不敢懈怠，其间的艰辛与苦闷，顿悟与欣慰，反反复复地徘徊在这漫漫长路上，同时也体味着创作历程中的快感。此时，我意识到这是又一层次的开端，心中还有种种冲动在激荡着我。蓄势待发成为我每一天清晨的常态，生命不息，画意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