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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怀罗马——君士坦丁凯旋门，纸本彩墨69.5x68.5cm，2014
“危谷先生承古法、运新奇；形历史遗存，咏文人胸臆，”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如此评价艺术家聂危谷的作品。
著名批评家贾方舟认为，聂危谷将西方色彩的观念融入中国水墨之中，同时，将建筑作为中国画的题材，又与色彩的探索结合在一起，给观者带来了“别开生面”的视觉感受。
“50后”画家聂危谷出生于江南水乡，1981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中国画专业，1988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中国美术史专业，如今是南京大学美术研究院教授、副院长。
青年时期的聂危谷受梵高影响颇深，又常在荷塘写生，85新潮时，恰在北京攻读美术史研究生，从“梵高系列”到“荷塘系列”，再到建筑系列，喜欢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他，一直自觉将探索的独特艺术语言运用到创作中。
庄严见证，纸本彩墨，99x90cm，2012
旋律，纸本彩墨，97x90cm,2012
池塘画荷人
“你是学西画的吗?为什么作品的色彩如此丰富?”许多人问聂危谷。
20世纪中国水墨画的一个基本课题，就是如何把色彩融入水墨，最早开始尝试的是林风眠，从他开拓以来，大家就一直都在探索，几代人都在探索。
与中国传统绘画里面的丹青装饰性系统和固有色系统不同，聂危谷作品色彩，却是具有西方调性的色彩。而他自己，完全没有受过西方油画的训练。
“我这个色彩，实际是在画荷塘边训练出来的，因为我家住在荷塘旁边，天天感受到那里的时令变化，阴晴雨雪，春夏秋冬，这种感受如果要是用水墨，靠墨色的浓淡变化来表现，只能表现一部分，并不能表现全部，我就想要把全部的不同的视觉感受都表现出来。”
聂危谷在荷塘边，一坐就是近十年。很多人觉得，他受莫奈的影响，创作时把莫奈的画册放在一旁观看，“实际上也没有，我的确看了许多印象派的原作和印刷品，影响是无形的，通过创作转化，我只是想要表现对荷塘的记忆，还有对天气的感受。”
虽然聂危谷作品的色彩，与传统中国画的色彩系统并不相同，但有一点是自始至终传承下来的，“写心。”
回到聂危谷画荷花的初衷，那是一个震撼他心境的初夏，天降暴雨，他去亭中躲避。也正是雨中无人时，他看到了半塘中的巨大荷叶，如同千釜万盆，接满天水，倾倒池塘，此起彼伏，声不绝耳，联袂演奏着一曲震人心魄的交响乐。
“写心是一个好的传统，我想要把它发扬出来，在一个新的语言系统里面把它转换进去。我觉得色彩可以主观化一点，不是客观化的光色关系，而是要写自己的心性，比如画秋天的荷塘，我既可以画棕色调的，那是荷塘自然的颜色，也可以画红色调的、黄色调的、金色调的，红紫色调的，甚至也可以画冷的、灰的色调，还可以画荷塘的夜色，就像作曲一样。”
聂危谷介绍，荷塘系列到后来，他又尝试用泼彩的方法，这是唐代以来的传统，但他希望能够有当代气息，在新文化的召唤下，“实现创作语言的转换。”
聂危谷与“女娲遗石”
建筑在流动
中国山水画中的建筑，通常只有外廓，而少内部空间。聂危谷把西方教堂、宫殿，乃至文明的遗址，纳入到绘画的题材中去，不仅画外观，更有内部结构的纵深，充满了色彩感与光感。
那些饱经岁月的街道、教堂、钟楼，被他用纵横交错的结构与线性造型，营造出神秘、幽邃、凝重、古雅的境界：“那是一次欧美采风之旅，我开始想画人物，但是同行者中，不乏画人物的高手。回国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苦苦思索，不得其果，直到有一天，我站在画纸面前，忽然有一种非常激动的感觉，随手就在画纸上涂抹起来，用线条去构筑色块，用颜色去冲击视觉，尽管线条很多，但是每一根线条，都是服帖的;尽管用色很大胆，但是每一种颜色，都是和谐的。开始只是几笔，是一种自由的状态，但是当我意识到，这种画法可行时，我就立刻控制住了自己。”
那是2006年，聂危谷的彩墨写意画，真正成为了他的特色。那些流畅的流云、屋顶、墙壁，都是用线条构成的，整体的艺术美感，最终还是指向了中国画的大写意。这样的表现能力，在创作过程中，是有难度的。“我为什么能够驾驭这个难度?可能跟早期在《梵高》系列里边训练的长线条有关系，那种带有无理性的、自动书写性的线条其实受到抽象表现主义的影响。”
从北京毕业以后，聂危谷回家乡扬州教书，又先后到陕北、江苏兴化对的农村写生，他将原先的炭笔结构素描，发展为棍子表现素描：“用竹木棍子蘸墨汁，技术特殊且难度很大，宣泄情感却非常过瘾，稍后，我就用这狂野的方法画出了梵高系列，将棍子画法推向激情表现的极端。”
激情的手法，又跟二十年荷塘系列训练出来的色彩结合，还融合了水墨的感受力，便形成了流动建筑的趣味和韵律。
查尔斯桥，纸本彩墨，97x89cm,2014
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纸本彩墨105.5x96.5cm,2014
风云天使颂，纸本彩墨,97x70cm,2014
当代语境中的水墨创作
聂危谷总说，自己受85新潮影响很深，那段时间，他很少画画，主要是去美术馆看展览，接触到许多西方的大师之作，其中，抽象表现主义过渡到波普艺术转型期的艺术家劳森伯格，对他影响非常大。
“他的标志，是一个海龟，在蓝色的海洋上和地球上浮游，他要用自己的作品跟全人类的人对话，特别是愿意和那些不太刚刚还比较封闭、不太愿意沟通的人对话，正好那个时候我们刚刚改革开放，他其实可能是有指向的，这就是他的气质，是他的标志。”
这对聂危谷的启发之一，就是要把艺术变成一个在全球语境下能沟通，能够让全人类共享的东西。
因此，聂危谷非常关注当代艺术，以及当下中国的社会问题，乃至中国与世界文明之间的冲突与对话，“从艺术史的发展来看，艺术只关注为艺术而艺术，只关注自身的问题，其实只有不到一百年的历史，而人类文化的问题，社会的问题，与艺术紧密联系，从早期原始艺术、巫术艺术就开始了，一直到今天。但其中有一个不同，过去是附庸而被动的，当代艺术却是主动而自觉的。”
在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看来，聂危谷很注重在中国水墨的语言本体上进行创新：“首先，他认同、研究传统水墨经典，尤其是书写性、表意性这个最重要的特征，这正是在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语言特征;与其同时，聂危谷并不是靠描摹，而是靠书写，靠自己的感性观点形成水墨的语言生命力，既紧紧抓住了水墨语言的文化根性，又能够用水墨语言来言说当下。当水墨和当下相遇，自然就有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虽然聂危谷并没有选择做当代艺术，但他把对当下的关注融入作品之中，更多地关注艺术语言本身，以及如何解决中国画史发展的问题：“我之所以这么做，在这个方面下功夫，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担当，多元年代，什么样的想法都可以陈列，变来变去，总有一个根基，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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